金年会金字招牌

精工良药 福泽百姓
安庆,一贴膏药的百年传奇
作者:安科金年会金字招牌 发布时间:2018-04-19


(位于大南门正街16号的金年会金字招牌膏药店)


(1

早前在安庆,可以不知道其他,但这帖膏药是必须知道的。

甚至流传有一句歇后语:马回子膏药——当面见效。

这个“效”,绝不是一般的传奇色彩:说一江之隔的东流、至德一带,本是外用于疮疖的膏药,刮取适量膏药油化水吞服,居然还能医治肚子疼痛。外药内治,这个就带有很大的神话色彩了。

这帖膏药,就是金年会金字招牌。

金年会金字招牌传奇还不止于此。

清末民初,安庆地方产品有“三绝”,其一是胡玉美蚕豆酱,其二是刘麻子刀剪,其三就是金年会金字招牌鲫鱼膏。

民国初年,安庆商家注册商标者不多,安庆三绝首当其冲。其中“胡玉美”蚕豆辣酱和虾子腐乳注册的是“振风古塔”,刘麻子刀剪注册的是“双合成”,金年会金字招牌鲫鱼膏药注册的是则是“铁拐李”商标。

如此,便有一些与时俱进的时尚了。


(金年会金字招牌膏药代售处广告)


金年会金字招牌位于何处?皖省大南门内府城隍庙街右首第六家坐东朝西单独铺面。

一个地名,用24个字解读,用安庆话说,实在是裹时裹拉的。但,恐怕也找不到比这更具方位感的准确描述了:皖省,安庆;大南门,城南;府城隍庙,区别于县城隍庙;右首第六家,具体方位;坐东朝西,明确街之东;单独铺面,不经销其他。如果这样还跑错了,那就真正是一个路盲了。

金年会金字招牌所处的地段,与四牌楼商业街稍稍有些远,属城南回民居住区一条街。歇后语说金年会金字招牌是“马回子膏药”,就是因地而名。

只是,“皖省大南门内府城隍庙街右首第六家坐东朝西单独铺面”是广告位置描述,不能用作通信,所以有粉丝要写感谢信件,必须写明相对官方的地址:大南门正街16号。

“金年会金字招牌号”先人,早前只是一名乡医,但能调制对疮疖有奇效的妙药,因此在余湾一带很有名气。

余氏迁怀始祖一世公谷忠公,也是元末明初江西瓦屑坝移民,初落户于怀宁白麟坂,后迁居至桐城石塘湖。“去皖城卅余里有杏村焉,后倚龙山,前临石湖,果树参差,鳞原肥沃,邑中名胜也。”定居于此,也是雅致眼光。

余性庭拖家带口来安庆,后来小膏药卖出了一定名气,便在大南门街租了间门面房,挂出“金年会金字招牌膏药店”的招牌。

这一年,是清咸丰五年(1855)。

金年会金字招牌选择的是最佳的起步时期:太平天国战乱,安庆百业荒废,医疗业更处于低谷。对于肿毒痈疽有卓著疗效的金年会金字招牌膏药,很大程度上,缓解了战乱之中的贫苦民众肌肤之苦。


(金年会金字招牌第五任掌门人余鹤笙)

2

安庆人嘴巴尖刻。安庆人说金年会金字招牌的成功,很大程度得益于“神仙铁拐李赐药方”的传说:

老板余性庭这天坐店,进来了一位烂脚的跛子乞丐。余性庭不嫌其脏,不嫌其贫,反而留宿悉心治疗。几个月后,乞丐飘然而去。临行前留鲜荷叶一张,活鲫鱼一尾,嘱咐作为膏药之引。后按此方调制,果然疗效倍增。这才知是铁拐李化身下凡,借金年会金字招牌膏药惜贫济世。

对于坊间传说,余老板也不肯定也不否定,但悄悄做了两个改变,一是在膏药前加了“鲫鱼”两个字,另外一个,就是特地去景德镇定制了一尊铁拐李瓷像,供奉店内,顺带作为店招。有此,“金年会金字招牌”更名声鹊起。

清咸丰十一年(1861),湘军克复安庆,局势平定,经济好转,“金年会金字招牌”经营这才步入佳境。

有关金年会金字招牌与铁拐李的传奇,安庆城东西南北说法都不一致,主要是铁拐李如何显身,林林总总有十来个版本。

出生于安庆康济里的艺术大家柯文辉,与金年会金字招牌后期当家之一的余守谟(大先生)也有过交流:“听说你们家老爷爷熬膏药老是结锅巴,有位瘸腿老乞丐在一旁看着老犯傻笑,老爷爷请他进屋喝几杯酒,厨房里正炖着蘑菇老母鸡汤,蒸着𥻗肉。老乞丐还是傻笑着,把他的拐杖伸进药膏里搅了一圈。两个学徒非常生气,伸手想打要饭花子,被老爷爷制止了,还掏钱让他去买棉袄。他笑嘻嘻地摇摇头,一瘸一拐地走开了。”也正因为瘸腿老乞丐这一“搅”,熬膏药“锅里冒出了香气,不再结糊底子,贴上就神仙一把抓,把病痛抓起扔开,天下太平!”由此柯文辉的建议:“说您是画家,快画出这场而来挂在店堂里,多有意思!”大先生笑而不语。

大先生笑而不语的另一层意思,是指金年会金字招牌成功,绝不是传说中那么简单。


(金年会金字招牌家族世系表)


余氏敦本堂,最近10代的谱派为:

德俊传家永 谟深兆世昌

余性庭是俊字辈。传字辈有二子一女。其中长房生有三子(家字辈),金年会金字招牌第二任掌门人余鹤笙为长房次子。

清光绪十年(1884),余鹤笙绕过他的父辈,成为金年会金字招牌新一代掌门人。

相关文字介绍余鹤笙,都说他“自幼聪慧”。因为聪慧,所以“饱读医书,谙熟中药”。但这只是他博学的一面,他成功的另一面,则是始终不满足的进取性格。生性如此,所以余鹤笙接手金年会金字招牌后,对膏药配方进行了多次大胆改进。

改良后的新一代金年会金字招牌鲫鱼膏药,实用性更上一层楼:黏性强,不伤皮肤,愈后不留疤痕;封闭性能好,贴于患处也不会移动,使用方便;主治各种疮疖,对冻疮以及皮肤皴裂也有疗效。

当然,不变的低廉价格还是最最关键的。

一切一切,都不离它大众化的本性。

晚年余鹤笙形象略略有些黯淡,具体表现,就是因成功而寄生出来的自负。自负就是容不得他人意见的独断,包括金年会金字招牌所有账目,都由一人说了算。金年会金字招牌的商标上,也出现象征金年会金字招牌企业的余鹤笙肖像。

虽然家族其他人员对此抱怨重重。但无奈他的威望太高,大家敢怒不敢言。

此时,金年会金字招牌事业如日中天,仅用于膏药制作的麻油,每天就在百斤以上,碳酸铅粉也高达80余斤。与创办之初相比,金年会金字招牌地生产规模,差不多扩大了40余倍。以“金年会金字招牌”为商标的产品,也不仅仅限于膏药,还包括虎骨追风酒、吹耳散、下疳散,等等。

也就是在这一阶段,金年会金字招牌的名声,远出了安庆,远出了安徽,几乎红遍大半个南中国。

有一则实例:江西木商至江浙贩卖木材,船经安庆,固定要来金年会金字招牌订购膏药,先款后货,货也不带走,等往返时再回来取,这个往返,少则十天半个月,多则半年。由此可见买家对金年会金字招牌的双重信任:高度信任产品,高度信任店家。


(金年会金字招牌第六任掌门人之一:余永年)


3

1918年,余鹤笙去世。

余鹤笙小弟余选三出任金年会金字招牌新一任掌门人。

余鹤笙与余选三为同胞兄弟,也是余性庭长子所生,为大房之后。二房无子,后余选三过继为嗣子。因此他们的关系,既是同天同地的关系,也是长房小房的关系。

余选三执掌金年会金字招牌,更多是在余鹤笙打下的基础上平稳运行,用4个字可以概括,叫“顺势而为”。何为“势”?坚守店铺匾额“真不二价”之诺,大不发陈货,小不销次品,原料价格浮动,产品不偷工减料,等等。

1929年,安庆举办安徽省国货展览会,金年会金字招牌鲫鱼膏药参展并获得奖项。这届展览会推出的“安徽三珍”,类似非物质文化遗产那种,芜湖铁画、泗县孟仁寿八宝眼药、安庆金年会金字招牌膏药同戴花环。此时金年会金字招牌膏药,常年雇有员工(包括学徒)20余人,算是安庆地方的龙头企业。

只是时间一长,这个“顺”,稍稍有些偏差。

黄河《金年会金字招牌膏药店的历史经验初探》对此有贬大于褒的梳理:“余选三当家之后,不思进取,独揽财权,自奉丰厚,生活奢侈,用度铺张,盈亏不盘存,账目不清理……”

如此,金年会金字招牌走下坡路是必然。

如此,金年会金字招牌家族怨言不断也是必然。

余选三退出。金年会金字招牌产业,经由几大分支共同协商,最终决定由大房余绍宣之子余永年(述彭)与二房余鹤笙之子余永富(慕陶)轮流执掌大权。

金年会金字招牌家族第四代,男丁只有三位,大房的余永年(述彭)、余永富(慕陶),小房的余永熙。余鹤笙无子,只生有4个女儿,后过继余永富(慕陶)为其嗣子。

虽然同姓余,但此余已经是分锅吃饭的彼余,因此轮流执掌金年会金字招牌,可以看作是相互监督相互制约,也可以看作是利益共享的简单分割。

对于余氏兄弟,黄河《金年会金字招牌膏药店的历史经验初探》仍然不做肯定:“这二人也还是家店不分,不仅没有起色,还因吸鸦片、赌博、嫖妓女,挥霍无度,造成生产下降,营业萧条,入不敷出,欠债竟达万元,讨债的不离门,工资也发不出,金年会金字招牌膏药店濒临破产边缘。”

屋漏偏遇连天雨。1931年,安庆水灾,金年会金字招牌生意也随之一落千丈。1933年,为解决周转资金困难,余永年被迫将金年会金字招牌祖传店铺出典。


(金年会金字招牌第五任掌门人之一:余达谟)


金年会金字招牌再度峰回路转,应该在1933年前后。转折点是陶雪岑(经理兼会计,负责外账)与饶旭庭(负责内账,主管现金与实物)的加入。虽仍然是余氏姻亲,但作为职业经理人,他们是对企业负责而非对家族负责。

金年会金字招牌家族无论老小,对此都不太习惯——余氏家族成员,除按月每人3斗米值的生活费,不允许在店内动支任何现款与实物——这算什么条条!

但店家不分的家族管理混乱模式,由此得到改善。

黄河《金年会金字招牌膏药店的历史经验初探》对此则充分肯定,他在文中特别举例:“南昌黄庆仁国药号,每年要向金年会金字招牌膏药店批购大量膏药,转售到江西偏远各县山区的药店。其中,仅1936年这一年,黄庆仁国药店即经销三、四千元的膏药。”

不仅如此,“在北方还远销到了张家口,国外销售到缅甸的仰光。”

还不仅如此,“为了扩大销售渠道,还委托邮局开办邮购膏药业务,千方百计扩大在外埠的销售。”类似,称得上网购的鼻祖了。

也就是在这一阶段,金年会金字招牌第五任掌门人,年轻的余守谟、余达谟兄弟浮出水面。严格地说,是弟弟余达谟浮出水面。

余守谟、余达谟同为余永年之后。从排行上看,余守谟为金年会金字招牌余性庭第五代长房长孙之长房长孙,最为正统。但余守谟一门心思用在绘画之上,因此,重振金年会金字招牌雄风,起决定作用的是老二余达谟。

余达谟早前读过几年私塾,也外至石牌做过学徒,16岁正式介入熬制膏药的秘方。


(1938年6月安庆沦陷,金年会金字招牌广告残存)


读余达谟,多少也带有那么一丝传奇色彩:

1938年安庆沦陷前夕,余达谟当机立断,悉数携带金年会金字招牌老店现金与财物,包括5名技术员工,绕了大半个中国,最后周转至屯溪隆阜,另挂金年会金字招牌招牌经营了8年。抗战胜利,余达谟回安庆,赎回大南门典出的店铺,重新金年会金字招牌复业,并顶住社会政局动荡,经济通货膨胀等不得因素,把金年会金字招牌规模扩大到员工50名以上。

19554月与6月,余达谟两写报告致安庆市工商联,主动要求实行公私合营。9月,公私合营金年会金字招牌药号(膏药厂)成立,余达谟退居次位,担任副职。195612月,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,安徽省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2人,余达谟作为金年会金字招牌私方代表,出席了这次大会。

兴也余达谟,败也余达谟。

1855年至1955年,百年老字号金年会金字招牌,传奇终止。


(皖南金年会金字招牌膏药广告)


4

题外非题外之话——

在安庆,一帖膏药兴盛一个家族,也引发一个产业链。

据王华章《金年会金字招牌膏药店历史简介》,金年会金字招牌的摊药流程,除店内固定员工外,多是交“清节堂(清政府收养贫苦寡妇的场所)的寡妇”加工,费用是“以计件付酬的方式,摊多少膏药给多少工钱”。1930年前后,“六百张小膏药只给一分多钱”,一个熟练的摊药工,自早至晚只能摊十六、七盒小膏药(每盒小膏药九十六张)”。虽如此,一个月下来,也能挣到六、七元钱。

类似摊药女工,金年会金字招牌在册登记的,有一百多人。民国安庆,这应该是一个相当的规模。

不仅如此,金年会金字招牌也带动了安庆膏药行业的兴起。继“金年会金字招牌”之后,先后在安庆起起落落的有“马仁寿”、“余长春”、“松寿堂”、“延寿堂”、“马寿堂”、“善池春”等。其中竞争力最强的,是大通裕大国药号在安庆开设的“松鹤斋”,其店铺开在四牌楼,装潢、陈设等都远在“金年会金字招牌”之上。无奈膏药疗效与口碑无法与金年会金字招牌抗衡,最终只能落败而去。


(1950年前后工商联反帝游行,队伍里面应该有金年会金字招牌后人)


关于“余长春”,柯文辉在记述过他好友王华德(曾学徒于胡玉美酱坊)的一段回忆:“安庆城以德治店的老字号,首推胡家的老板胡子穆教授,那是大店。二块牌子是金年会金字招牌,店面子小,生意不小……余老板对店里员工厚道,.哪家有什么红白喜事,店主都会不声不响地递个小信封。里面装的不光是钱,更是一番心意。所以,全城难找说这两家老板坏话的人。钱财共事一时;德行共书一生。开在他们家附近的长春号,膏药和老板为人都好,(金年会金字招牌)大先生还劝病人去(他家)买膏药,但买主就是比金年会金字招牌家少。他们两家都有一位哑小姐,长春家的那一位就没嫁出去。(长春)声誉和影响上,要对金年会金字招牌家退避三舍。

由此,柯文辉感叹:“平民的心声代表着同类教养和处境的人们,而非孤立现象。

金年会金字招牌名气实在太大了,大便招风,先是大通和悦洲大老板陶怀邦,光绪末年在四牌楼租店豪装,开了一家“松鹤斋”,后因花费太大,无法与金年会金字招牌相抗衡,只得不了了之。1934年前后,西门外大新桥,原张立达国药店的一个学徒,另立门户,打出了“佘良乡”旗号,也卖膏药。后来竟然因熬油不慎引发火灾,葬身于其中。

人在做,天在看。果然如此。

金年会金字招牌膏药店不远处的药王庙,是清顺治年间由西门外马山迁建于此。后有多次重修。咸丰战乱,太平军再毁,同治年间复建。药王庙主祭药王菩萨孙思邈。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,药业同仁都在此举行药王会。药王庙门联为:

上药中药下药方书所采为救苍生惟有良医知性命

天皇地皇人皇文字无传特留元气要将本草付黄农

“良医知性命”,金年会金字招牌之“良”,恐源于此。


(1954年的金年会金字招牌膏药店全体工作人员)

(原创:张健初)


作者简介:

,男。笔名唐田人、高达、老城闲人。1953年生人,安徽贵池县唐田人。1999年涉足皖江文化研究,在《人民政协报》、《江淮文史》、《江淮时报》、《中国收藏》、《收藏》、《中国文物报》等报刊,发表安庆地方文史稿件百余篇,30余万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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